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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论文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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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史学论文的撰写 1、基本格式 史学论文尽管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是 要遵循基本的格式。一般来说,较长的史学论 文的格式如下: ①引言(导言,绪论)。即文章开头,用一段或 几段文字表达,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a) 开宗明义,提出本文的中心论点,一开始就让 读者了解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b) 解决论题中各概念定义; c) 说明研究背景,点出所研究问题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 d) 说明研究缘由,点出研究本专题的目的; e) 论证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f) 摆出所要批驳的“靶子”; g) 回顾本专题的研究史,指出他们的长处和不 足,表明自己研究的角度和重点。这一条尤 为重要,大凡比较重要的课题,引文必须交 待本课题的研究史,从交待中就可发现你对 这一问题研究史掌握的情况以及认识的高度 ,从你选取的角度和论述的重点,一般就可 判断出这篇文章的价值。因此,如果对这个 问题的研究史不熟悉,这段文字就最难写, 如果熟悉了,又有较高的认识,这段文字也 就不难写。 下面我们摘录几篇论文的引言: 其一,胡如雷《论唐太宗》(《中国史研究》 1982年第2期) “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政治家,开明 的封建皇帝。他不但受到古人的同声赞颂,而 且在今天史学家的笔下也是一个非常受重视和 给予肯定评价的历史人物。关于他一生的政治 成就和政治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远非短短一 篇论文所能全部涉及。在这篇文章里,仅就唐 太宗的特点、产生这个政治家的条件和他的局 限性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n这段引言150字左右,三句话,三个意思。 第一句话说明李世民是个重要人物,既然 是个重要人物,就有研究的价值。第二句 话,表明本文不是研究其政治成就和政治 思想,因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往很多。 第三句话说明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唐太宗的 特点、产生条件及局限性,关于这些方面 恰恰是以往几乎没有涉及的。所以读者一 看到这引言,就产生了阅读此文的极大兴 趣。 其二,南炳文《从“三言”看明代奴仆》(《历史 研究》1985年第6期) “明代的奴仆数量大、使用广,辨明其实际地位 与作用,是正确认识明代阶级关系的重要一环 。 明代是我国古典小说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出现 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些作品,也是研 究当时阶段级关系的重要资料。在以往关于明 代奴仆的研究中,有的历史学家已注意到这些 生动、具体的论述,但总的来说,利用的还很 不够。最近,我们重新翻检了冯梦龙编辑的短 篇小说集“三言”,搜集了其中关于奴仆的资料 ,并结合其他文献,做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 ,“三言”中有关明代奴仆的资料,不仅生动地 印证了许多文献的记载,而且起了重要的补充 和订正作用,弥足珍贵。现将主要之点缕述如 下,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这个引言分两段写成,第一段说明研究奴仆的 重要意义:“认识明代阶级关系的重要一环。 ” 第二段①简要说明小说中有大量资料。②以往 关于明代奴仆研究史虽然注意到了,但利用 得还很不够(也许是没有专文论述,故未点 出具体文章)。③点出本文的研究角度:从 小说中进行研究,而且小说中的材料对文献 材料,不仅印证,更是补充和订正,这就说 明了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其三,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 1996年第3期) “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们熟 知的一则历史典故。三十年代,著名史学家聂崇岐先 生的长文《论宋太祖收兵权》,正确区分了“杯酒释 兵权”与“收藩镇之权”的不同,并着重阐述了“收藩镇 之权”的问题。四十年代,丁则良先生撰《杯酒释兵 权考》,认为“所谓杯酒释兵权”一事,全来自传闻, 不可置信。八十年代以后,徐规、方建新、顾吉辰等 知名学者,亦各有讨论“杯酒”一事的专文,但由于他 们对此事的真实性仍多有怀疑,甚至断为伪造,这又 不能不限制其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对“杯酒释兵权”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并 着重从“杯酒”一事的政局背景,它的真实性,成效及 其意义等方面,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这段引言对“杯酒释兵权”的研究史交待得十分 清楚,从三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作者都注 意到了,而且以往的结论基本是怀疑或否认 ,而作者在本文中显然是持相反观点,并交 待了本文研究的重点:“杯酒”一事的政局背 景、真实性和成效及其意义。读者一看,就 知道本文会提出一些新观点,这个引言写得 非常清楚。 其四,高敏《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 响》(《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关于“侯景之乱”的起因与经过,史书记载甚详,后 世之论侯景之乱者,亦多注重此二者,其间虽不 无歧异之说,但已剩义无多。然而,对于“侯景 之乱”给南朝后期社会历史造成的影响问题,却 专题论述者不多。且对此问题的探讨,有赖于对 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全面考察,方可明其玄妙, 探其原委,知其变异之由。正因为探讨这一问题 有其难度,故长期以来惟有陈寅恪先生及朱大渭 先生二人对此有过专题探讨。陈先生曾在《江东民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的推 论部分说:“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为巨变 ,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 这一看法,实开认识侯景之乱对南朝社会历史的 巨大影响之端。 由于陈先生此文的重点是考证江南的民族问 题,故对侯景之乱造成的巨大影响,仅提 出了“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兴起,造成 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关系之变动”这一个方 面。而未论及其他方面。到八十年代,朱 大渭先生进一步对侯景之乱给江南门阀世 族地主的打击、少数民族豪首和庶民阶层 兴起的影响作了论述。但是,就整个侯景 之乱的影响而言,仍感有所缺漏。因思不 揣浅陋,简约补论一、二,以就教于方家 ! 这个引言首先介绍了研究史,指出关于侯景之乱的 原因与经过,没有多少可讨论的。但对于“侯景之 乱”给南朝后期社会历史造成的影响,专题论述只 有二篇,并指出二篇的价值和不足。陈寅恪文章 虽首次提出了“侯景之乱”的影响问题,但只论述 了“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关系之变动”这一个 方面,而未论及其他方面。朱大谓文章对整个侯 景之乱的影响论述有所缺漏。指出前人的不足, 也就明确了本文研究的重点:显然是全面论述侯 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 其五较长的引言(前言),见顾诚《沈万三及其家 族事迹考》(《历史研究》99年第1期) 作者在前言中首先就提出沈万三值得研究的理由 :富翁的代名词、民间的沈万三热。然而,史 学界对沈万三的研究严重滞后,举《辞源·沈万 三》以及近年来史学著作为例。接着作者指出 研究沈万三的重要意义。因为沈家事迹关联着 元、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诸多 领域,不可忽视。这就阐明了作者研究这一问 题的缘由、价值和意义。 ②正文: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全文的精华部分 、主要观点、史料都要在这一部分充分展开 ,学术价值也在这一部分体现,所有的论证 过程也在这一部分完成。正文一般都会分好 几个部分。高敏《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 会历史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 期) (一)促进了南朝兵户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私兵制 的兴起 (二)推动了南朝奴隶解放运动和南朝社会阶 级关系的变动 (三)造成了南朝后期统治集团民族成风与士 庶阶层数量比重的变动 (四)促进了南北朝北强南弱格局的进一步形 成 ③结论(结语):一般是全文的结束,或是总论点的 归纳,或是中心论点的再次强调,以加深读者印象 。高敏《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 (《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的结论:因此,在 几百年的南北朝对峙之中,北强南弱的格局,自侯景之乱已形 成定局,即使无陈后主等人的荒淫逸乐,陈王朝的速亡也是指 日可待的。 例如: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 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本文主要针对传统观点而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学界一 般认为:北朝时期,乡村因实行三长制而不存在乡 里编制。作者通过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认为北 朝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仍然存在广泛的乡里 制,当然这种乡里制与前代也有一些区别。 全文分为五部分:一、乡里制考实。二、乡里制特点 。三、乡里制出现背景的推测。四、乡里与村民生 活。五、结语。 在结语部分,作者强调如下结论: ①北朝约自太和年间开始在城镇外的村落编制乡里 ,一直到北朝末,除北齐时畿内不设外,均是。 不同于前代,北朝的乡里具有划定的地域,这可 能与实行均田制有关。 ②乡里编制虽普遍存在,但在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 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 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并依托“村”组织活动, 官方设置在村落受到架空。 ③一些日本学者重视研究六朝时代的村落,将它的 出现与整个社会的变迁联系起来,并强调村落“自 治性”的一面,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北朝的情况也 表明“村落”与“乡里”并行于此。“村”的出现是否 意味着社会的变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论并非所有论文均有,也可以不出现。 ④余论(附论):余论所论述的内容虽然不是 本文的主题,但与主题有密切的关系,或由 主题派生出来的内容,表达出来,能加深对 主题的理解。 例如,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 》2001年第6期) 本文主要阐述辽朝的国号问题。作者认为,辽 朝一代的国号变迁,远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 情况要复杂得多。辽朝建国之初建号大契丹 ;太宗时一度实行双重国号。在燕之汉地称 大辽,在草原地区仍称大契丹;圣宗和辽宗 时又两次改变国号。而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 ,始终称辽朝为哈喇契丹和契丹。辽朝国号 的复杂性是辽朝二元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 全文分七个部分: 一、辽朝国号之谜。 二、太祖建号“大契丹”。 三、双重国号制:“大辽”与“大契丹”并称。 四、圣宗改号“大契丹”。 五、辽宗复号“大辽”。 六、契丹文和女真文中的辽朝国号。 七、附论“大蕃”名号问题。 这第七部分即附论,为什么要附论“大蕃”名号问题呢?正 文中已论证了辽朝国号先后有“大契丹”、“大辽”之称 ,契丹文、女真文中又有哈喇契丹和契丹之称,从未 有过“大蕃”之称,作者可以不讨论这个问题,但在 1976年在北京房山县清理一座辽塔塔基中,出土了一 块辽代纪年文字砖,上有墨书“大蕃天显岁次戊戌五月 拾三日已未”共15字。其中“大蕃”二字,有人认为很可 能是辽朝曾经使用的国号之一,而作者又不同意这种 观点。因为正文完全是按年代来考证辽朝国号的,关 于“大蕃”的论述不便在正文中表述。而这个问题如果 避而不谈,又显得不完全,必然会引起学界的疑问, 故作为“附论”的形式放在最后论述,最为适宜。作者 认为“大蕃”应是“当地汉人对辽朝的尊称,意若‘大朝’ ,而非正式的国号。” 当然,并非所有论文都有“附论”或“余论”,有的论文虽有 ,但不一定标明。如参考资料中选编的南炳文《从“三 言”看明代奴仆》第五部分和明代奴仆有关的几个问题 。实际上就是“余论”或“附论”,作者之所以不标明“余 论”(附论)字样,是为了更明确告诉读者本部分的主 要内容。 ⑤注释:所有专题研究性的学术论文都应有注释,这是 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往往很不重视注释,或者虽有注释,但极不规范 ,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 重视。 注释的规范为什么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是由注释的功 能决定的,一般来说,规范的注释有三种功能: a) 为学界同行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 b) 为文献学研究提供可供分析的样本; c)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章作者的学术功力和人品。因 为从你注释的情况,就可看出作者研究这个问题时所 查阅过、使用过的资料、论著,学界同行一看便知你 是否看到过新材料,是否比前人发掘过更多的资料, 如果没有,文章的价值就会打折扣。当然这只是就一 般情况而言,也有特殊情况,即作者虽未发掘更多的 资料,但他对已有的资料给予新的解释,提出了新的 观点,这也是一篇好文章。但这种情况相对较少。 2、几种主要方法——论证、批驳、叙述 (1)论证:论证是议论文写作的主要方式,所谓 论文就是用论据对论点进行论证。因此,论点、 论据和论证是论文的“三要素”,关于这三要素, 学界都有一些共同的认识、共同的要求。 关于论点,一般的要求是:①论点要正确。②论点 要有新意。③论点要深刻。④论点要有针对性。 关于论据,一般的要求是:①论据必须真实。②论 据必须是已知的。③论据必须典型。④论据必须 充分。 关于论证,一般的要求是:①论点和证据必须统一 。②论证必须合乎逻辑规则。 论点,是作出所持的看法和主张,也即作者的观点 。任何论文,不可能没有观点,没有观点的论文 也就不成其为论文。但一篇论文只能有而且必须 有一个总论点,这个总论点就是主题。论文不论 如何展开,都必须围绕这个论点,这就是紧扣主 题,而不能偏离主题(总论点)。偏离了,就是 我们平时所说的“走题”、“跑题”。那这篇论文就 写失败了。 当然,有的论文内容比较丰富,它的结构也较为复 杂。包括若干部分,涉及若干方面,还有若干层 次,所以在总论点下有若干个分论点,经过论证 的分论点就就成了论据,为论证总论点服务 。 例如,高敏《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 》(《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本文总论点就是 “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了论证这个总论点,作者提出了4个分论点: ①促进了南朝兵户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私兵制的兴起 。 ②推动了南朝奴隶解放运动和南朝社会阶级关系的变 动。 ③造成了南朝后期统治集团民族成份与士庶阶层数量 比重的变动。 ④促进了南北朝北强南弱格局的进一步形成。 当然这4个分论点都需要论证,论证以后就成了总论点 的依据了,论证了分论点也就论证了总论点,即总 论点成立了。 论证的基本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分析法:分析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思维方法,因 此,它也是史学论文写作中最重要,最常用的论证方 法。 所谓分析,就是把整体分解成部分,把复杂事物分解为 各个要素,并对这些部分或要素进行研究和认识的思 维方法。人们认识一个复杂的事物不能一下子就认识 清楚的。总是先认识事物的一个个局部,或一个个侧 面或一个个层次,然后才能逐步认识事物的整体、事 物的全部、事物的本质,这是符合认识论规律的。因 此,我们论文的写作,也要遵循这个规律。 运用分析法进行论证,就是要善于把事物分解成若干个 侧面、要素、层次,化整为零,化大为小,以便于论 证。当然,这是不容易的,要熟练地掌握分析法,就 必须对事物有深刻的了解,这样才能分析得准确。 例一:高敏的文章就是如上面所说,把“侯景 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巨大的影响分 解成四个方面。①兵制的变动(兵户制瓦 解,募兵制、私兵制兴起)。②奴隶解放 和阶级关系变动。③统治集团民族成份与 士庶阶层数量比重的变动。④北强南弱格 局的形成等。 作者为何能作这样的分析呢?也就是说分析 的根据何在呢?当然来源于史料,来源于 对史料的深入钻研,来源于作者深邃的洞 察力。 例二:南炳文的文章《从“三言”看明代奴仆》既然 是“看”,那么作者从“三言”中关于明代的奴仆看 到一些什么呢?通观全文,作者看到了四个方面 :①明代奴仆的广泛存在;②明代奴仆的社会地 位和阶级属性;③明代奴仆的反抗斗争;④明代 奴仆问题的复杂性。这实际上是本文的结构,也 是一种分析。 再细看,作者如何分析“明代奴仆的广泛存在”的呢 ?作者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作者把“ 明代奴仆使用之广”这个分论点又分解成4个方面 ,或是从四个角度来进行分析论证:①奴仆使用 者的身份多样;②奴仆的名目多样;③奴仆被役 使的领域广泛;④奴仆被役使的地区广和时期长 。 每个角度还可以再细分,如奴仆使用者的身份 就有:文官、武将、吏员、簪缨之族、暴发 户、大地主,作坊主、商人、高利贷者、水 盗、妓女甚至上中农等十几种。“奴仆的名目 ”又可细分为二十多种。“役使奴仆的部门和 领域”又分解为农业、家庭手工业、商业(典 当业)、家内杂役等多种行业和部门。 关于明代奴仆的社会地位,作者是如何分析的呢? 作者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①人身归属(属于主 人),何以见得?作者又从四个方面来分析论证 :a) 随意出卖、转让;b) 主人迁徙,奴仆跟随; c) 主人安排奴仆的婚姻;d) 主人可以打骂。②身 份地位低(对家长、全家乃至同族都低一等或几 等)。③经济地位(没有独立经济)④拥有家眷 (但也由主人随意役使) 至于奴仆的反抗斗争,作者将其分解成四种形式: ①“奴变”即武装反抗(由于不是三言所写的,故 略提,完全不提也会被人误解作者不知道)。② 逃亡。③搞“私房”。④告主。 例三,《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 在论述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时,作 者就把封建政治势力分解成三个要素: ①封建官员(封建政治势力的载体) ②封建政府(封建政治势力的象征) ③封建皇帝(封建政治势力的总代表) ②例证法 就是引用具体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也就是从个别 到一般的方法。作为史学论文,就是引用具体史料 来论证某个观点,这是史学论文写作中运用最多的 方法。因为史学研究就是要凭史料说话,凭史料说 话就是引用史料来论证提出的观点。 例一,南炳文文章为了论证奴仆可以被随意出卖和转 让。引了三个例证:滕某、马德、吕喜儿。以下论 证主人迁徙,奴仆无条件跟随伏侍,主人可以任意 安排奴仆婚姻,主人可以打骂奴仆等观点时都各举 了一个例子。 本文通篇都是运用例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例二,高敏在文中为了论证侯景之乱带来兵户制的 瓦解和募兵制、私兵制的兴起,作者从反方( 侯景方)和正方(反侯景之乱的一方)来分析 ,侯景一方利用募兵来叛乱,作者引了3条史料 ,前一条史料证明侯景为准备反叛而募兵,后 二条材料证明侯景叛乱中召募奴隶为兵。 反侯景一方也募兵,作者分三个层次:一是禁卫军 募兵化,举朱异例。二是地方军募兵化,举了 徐盛文、任孝恭、陆襄三条史料。三是陈朝将 军以募兵起家:举了侯安都、程灵洗、黄法 、 鲁悉达、荀朗、沈众、袁泌、周迪、留异、徐 世谱、熊昙朗、陈羽、陈宝应等十几个例证。 最后作为概括:“在侯景之乱中,不 仅侯景本人用以发动反叛的兵士多 来源于召募;甚至中央控制的禁卫 军,也发生了募兵化的事实;至于 各地豪绅利用侯景之乱而发展壮大 势力者,更是全凭召募兵士以组成 的军队。” 运用例证法要注意的是:①引用的史例要有针对性, 确实能说明观点的。如胡如雷文,作者认为唐太宗 一生的言论,经常突出一个“怕”字,以下引用了4条 材料,均有“惧”字和“畏”字,这样的例证、针对性 就很强。②要有代表性,也就是说要有典型性。③ 要有普遍性,如果要证明一个普遍性的观点,完全 引用个别事例的史料就不行了,必须有一个概括性 的材料。例如,高敏一文在论证反侯景一方也在募 兵时举了十几个将领的例子,最后有一条总括性的 材料:“时江表将帅,各敛部曲,动以千数,而鲁氏 尤多。”这就很有说服力。 ③比较法 史学论文写作中常常要用到比较法,即将两个事物拿来进 行比较,从而得出深刻的认识。 例如,胡如雷《论唐太宗》一文就运用了这一方法,在第 一部分,他虽没有提到其他皇帝,实际上是将唐太宗与 其他皇帝进行了比较,因为历史上的皇帝那么多,治世 也不少,为什么唯独唐太宗受到古代历史家的同声赞颂 以及当今史学家的重视和肯定呢?经过比较,他才得出 结论:唐太宗不仅是个模范皇帝,而且他的治国之道可 以垂戒于将来,具有超时间的价值,后人能从两方面在 他身上吸取教益和力量。也就是说他既有治道,又有实 践,并且取得成效的全面人物,其他皇帝一般只具有一 点,不具备两点,他这个结论是通过比较后才得出的。 第二部分是通过一系列比较逐渐深化对产生李世民的历史 条件的认识的。 首先,是将隋末农民战争与此前农民战争(秦末 、新莽末、东汉末的农民战争)相比较,得出 结论:“隋末农民起义,不是一次一般的农民 起义,而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对地主 阶级的打击特别沉重”。从而使唐太宗“怕”字 当头,特别谨慎,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不允许 出现暴君和坏皇帝”,这是唐太宗之所以能够 成为开明、进步的皇帝的重要原因。 其次,作者又将隋末农民战争与元末、明末农民战争 相比较,得出结论:元末、明末两次农民战争的规 模均超过隋末,但明初、清初为什么没有出现象唐 太宗这样的皇帝呢?因此唐太宗的出现,农民起义 的作用只是一个重要方面,并不代表全部。这种比 较、设问,使作者再从其他方面去找原因,作者把 唐初和此前各王朝初年相比较,终于找到了两个相 似的王朝,即唐初和西汉初。西汉初总结亡秦的教 训,唐初总结亡隋的教训,通过这种比较,得出重 要结论:“如果一个还比较强盛的王朝,主要不是因 为土地兼并等无法抗拒的经济规律所起的作用,而 是由于皇帝个人的残暴引起农民战争,那么继起王 朝的君臣就特别留心从前朝统治中汲取惨痛的教训 。”隋朝就是这样灭亡的,所以唐太宗就特别注意和 研究“君道”。 第三,作者又进一步比较,既然西汉初和唐初 的情况类似,那么为什么文帝、景帝不能像 唐太宗那样呢?由此而想到是不是与他们所 遇到的反面教员有关?于是作者又将隋炀帝 与秦始皇相比较,发现“残暴”是两人的共同 点,除此之外就不一样了,隋炀帝“骄矜自负 ”拒谏饰非,生杀任情、嫉才妒能,偏听偏信 ,秦始皇则不突出,正因为有隋炀帝这样特 殊的的反面教员,才造就了唐太宗这样特殊 的开明皇帝。 第四,以上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呢?作者又 将唐太宗和一前一后的李渊、李治相比较, 为什么客观原因完全一样,而李治、李渊就 不能成为李世民呢?这就足以说明,唐太宗 的政治品质确有过人之处。通过这一比较, 又找到了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开明、进步皇帝 的主观因素。 总之,作者十分善于作多种多样的比较,通过 比较,使作者对唐太宗的认识逐步深化,最 终达到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运用比较法对历史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遵 循“可比较原则”。因为历史比较研究不是任 何条件下都能进行的。它有一定的适用条件 ,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时 ,必须具备共同的基础与联系。如果没有这 个共同的基础或联系就不能进行比较。这就 是“可比较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只有同类事 物才能比较,不同类的事物不能比较,如果 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就无可比较 性,如人与树,王安石变法和德国农民战争 ,岳飞和圈地运动等等,都不能进行比较。 比较的方法有很多种:大致说来有纵向比较, 横向比较,宏观比较,微观比较,比较时自 然不限于一种方法,也可以同时采用几种比 较方法。 运用比较法也有一定的步骤:①确定可比性主 题。②分别研究可比各方的特点、过程、根 本属性。③综合起来比较异同,意在“同中求 异”、“异中求同”。④提出命题假设,寻求历 史的本质和规律。⑤验证理论,通过比较研 究说明提出的理论的真实性。(赵吉惠书 P171) n举两个例子: n一位学者选择严嵩和徐阶进行比较研究, 这两个人为什么能比较呢?因为两人都是 政治家,而且都是明代中期先后担任过内 阁首辅,具有可比性,传统观点认为一是 “奸相”,一是“贤相”,二者完全不同。 n但作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的异中有同, 如徐阶的政绩,主要是在严嵩之后改变施政方针, 实行宽松政治,还政于六部,乃赢得了人心。而严 嵩也有不少政绩,如任用胡宗宪等人讨平倭寇,善 于识见人才,因此有不少人,尤其是袁州人怀念他 。严嵩有不少劣迹,众所皆知。而徐阶也有不少劣 迹,如纵子为恶,横行乡里。严嵩贪,徐阶也贪, 因为严嵩的田产只有徐阶的1/15,表明徐阶也是一 个大贪官。在为官之道上,徐阶和严嵩的相似之处 太多了:如赞助玄修,迎合世宗;打击政敌,不顾 道德;不择手段,心黑手辣。经过这番比较,作者 得出结论:他们二人都是功过相伴,难以全面肯定 ,或全面否定的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历史人物,(尹 选波《严嵩、徐阶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1996.6) 另一位学者比较了东西方服装审美文化的不同, 得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①西方文化起源于海洋文明,文化本能比较开放 ,易于融合外域服装文化。中国文化起源于大 陆文明,文化本能比较封闭,在服装上具有比 较固执的“原体”意识,传统服装形制几千年来 地位稳定,吸收异域服装相对困难。 ②西方文化善于表现矛盾、冲突,在服装构成上 强调刺激、极端的形式,以突出个性为荣。中 国文化是和谐文化,强调均衡、对称,统一的 服装造型方法以规矩、平稳为美。 ③西方文化是一种明喻文化,重视造型、线条、 图案、色彩本身的客观化美感,以视觉舒适为 第一。中国文化是一种隐喻文化,艺术偏重抒 情性,追求服装构成要素的精神、寓意和文化 品位。 ④西方文化崇尚人体美,重视展示人体的 性差异,不忌讳表现性感,古典模式上 衣表现女性第二特征,可露颈、露肩、 半胸以紧缩腰围和垫臀来表现女性胴体 曲线。现代模式却以简约的形式表现人 体的自然身形,以短露和紧身为现代时 髦。中国文化漠视“性”的存在,服装不 表现人体曲线,不具备感官刺激要素, 宽衣博带,遮掩人体,表现的是一种庄 重、含蓄的美。 中式服装的美学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 态和文化征貌,中国人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 想影响,重视情理结合,以理节情,追求闲 适、平淡、中庸、追求超出形体的精神意蕴 。中式女性严密包裹人体,使人难窥其体, 增加了神秘感。中式男装严整修长,洋溢着 中和之美。皇帝的礼服,宽博繁复,辉煌壮 观。皇帝礼服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中 国人审美观的表现。(吴小峻《中国和西方 服装文化的比较研究》原载《中华文化论坛 》2000.1《新华文摘》2000.5) 比较法在史学论文写作中是经常使用的重要方法, 大家如要更多地了解史学论文写作中如何运用 比较法,还要参阅一部重要著作,马克垚主编 的《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7年12月版)38万字,此书基本上是论文结 集,但是以编章形式出现,每一章实际上就是 一篇论文,每篇论文都是运用比较法进行研究 的。 运用比较法一定要注意两点: 一是对所比较的事物要有充分的了解和研究,否则 很难进行比较。如前述将严嵩、徐阶进行比较 ,就必须对严嵩、徐阶要有充分的研究,然后 才能进行比较。中西服装文化也如此,如果你 只了解中国服装,而对西方服装不甚清楚,也 不能进行比较。 二是防止流于形式上的比较,比较如果仅仅看到两 个事物之间的异和同,这是不够的,正如黑格尔 所说 :“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比 如能区别一枝笔和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个 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 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 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认识 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 中之异”(《小逻辑》P:262页,三联书店1954 年版),而要看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异中之同”或“ 同中之异”,就必须在比较的过程中同时运用分析 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的逻辑方法,才能深入到历 史的本质,得出正确的结论. (2)批驳 批驳就是对错误观点的批评、批判,或是对不同观 点的反驳、驳斥。这也是史学论文写作中常用的 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经常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 争论,人们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有的就免不了 反驳对立的观点,只有驳倒了对立的观点,自己 的观点才能站住脚,因此要掌握批驳的方法。 批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驳论点、驳论据、驳论证 方法。 ①驳论点:在论辩文章中,常常直接用事实或理论 证明对方论点的错误: 驳论点最有力的就是以事实说话。前述关于宋江 是否受招安、打方腊问题,之所以各种观点相持 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是因为未掌握过硬的 事实材料,后来马泰来先生找到了李若水的一首 诗,立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宋江未投降的论 点驳倒了。 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 科学技术是笼统而不精确的,要想驳倒这一观点,最 有说服力的当然是事实了。因此,一位学者在文章中 列举七个方面的事实,反驳这种观点: 一、中国古代的天文记录极为丰富,公元1500年前出 现的40颗彗星,其近似轨道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观 测。 二、植物、动物、药物的识别分类,有李时珍的《本草 纲目》,“析族、区类、振纲、分目”,表现了科学分 类的先进性。 三、对空间的测量—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已相当准 确;宋代天文学家测定的28星宿距度误差绝对值平 均只有1.5度;人体经络图与现代科学仪器所显示的 结果完全吻合。 四、时间的测量有对回归年长度、行星会合周期、交食 周期、岁差测定都取得很高的成就。 五、演算—祖冲之圆周率求出第七位有效数、明代 发明十二平均音律达到尺单位以下24倍。 六、参数配合—春秋战国时,中国已有当今世界上 最早的一份铜锡合金配方表;康熙、雍正两朝的 彩瓷瓷胎的化学成份AC2O3、SiO2等含量都掌握 了一定的比例。 七、仪器制作——北宋沈括制作的浮漏,其读出的 时刻值每昼夜误差竟小于20秒。秦汉时期,我国 已掌握精确的割图技术、指南车、水运仪等仪器 的齿轮。 作者在列举了以上七个方面的事实以后说,这些考 察是极其粗劣的,“但这些考察也不难看出,中国 古代科技在许多活动领域都呈现很高的精确性。 ”“所谓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笼统而不精确的说法 是值得怀疑的(吾敬东《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笼 统而不精确的吗》1990.7.23《光明日报》)。 ②驳论据。观点是由论据支撑的,驳论文章为了驳 倒对方的观点,往往采取驳论据的办法,论据驳 倒了,论点自然也就驳倒了。所以我们在撰写驳 论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先弄清对方的论据是什么 ,然后想办法如何驳倒对方的论据。 例如:关于宋朝的“杯酒释兵权”究竟有无此事,学 术界曾经争论不休。否定此事的学者有两条重要 论据(理由): 第一个论据,也是“最过硬”的理由是:“建隆二年六 月甲午(初三),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 七月初,及国丧期间,朝廷上不作乐,不宴饮, 而李焘所考‘杯酒释兵权’之事恰恰发生于此时, 恐难令人相信。”第二个论据是:“有关太祖‘杯酒 释兵权’之记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详的过 程……”。 王育济教授在“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 1996年第3期)一文中对上述这两条论据进行了 反驳。(略) ③驳论证方法。也有的文章驳论据比较困难,这时可 以采取驳对方的论证方法来达到驳倒对方观点的目的 。 例一:1990年4月29日《科技日报》上的《唯心主义预测 观的荒诞结论——评〈1999年人类大劫难〉一书》( 此文作者司有和,《新华文摘》1990年第10期转载此 文),就是用的这种反驳方法。 1558年法国人诺查丹玛斯写了一本四行诗诗集《新世纪 》,对一些事情和人类的未来作了神秘的预言。上世 纪八十年代,日本人五岛勉对该诗集中的部分诗篇作 了“创造性”解释,来证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99%准确 可靠。他特别渲染了这样一个预言:人类将在1999年 遭到大劫难,宣告灭亡。他将自己的书名叫作《1999 年人类大劫难》。《科技日报》的文章驳斥了这个荒 缪的“预言”。文章指出,这种“预言”所运用的论证主 法,是任意的,反科学的,为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所不 取。 首先,五岛勉运用了错误的逻辑推理,他的全书采 用了一个演绎推理结构。写成三段论的方式就是 :大前提:诺查丹玛斯的预言都是应验的;小前 提:1999年的诗是诺查丹玛斯写的;结 论:1999 年的诗也能应验。 五岛勉的推理过程表面看来似乎没有错。但是要保 证推理的正确,首先必须要求大前提绝对正确, 那么它的大前提是不是正确呢?五岛勉从《新世 纪》的1013首诗中摘取了16首所谓“应验”了的诗 ,便作出结论: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命中率高达 99%”,“几乎全被社会发展的现实所验证”,因此 ,他的预言“今天还将继续得到应验”。 作者抓住了五岛勉论证方法的错误,指出这是用简 单枚举法作出的不完全归纳推理。逻辑学的常识 告诉我们,通过简单枚举法作出的逻辑推理,列 举的事件即使件件都是真实正确的,结论仍然是 “或然的”,即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若列举的 事件不真实不正确,(如他所摘取的那些并不能 自圆其说的诗),那结论就肯定不正确了。要保 证推理结论的正确,只能大量收集真实资料,即 进行完全归纳法的逻辑推理。 《科技日报》的文章接着列举事实,证明五岛勉书 中“在科学上、常识上和史实上的错误比比皆是 。”说明大劫难逻辑大前提是虚假的。 五岛勉找到1999年天象将会出现“大十字”形的排列, 作为人类特大毁灭的根据。所谓“大十字”,指的是 太阳系九大行星加上太阳和月亮共11个星体运行到 1999年将会以地球为交叉点排成一个“大十字”。耶 酥是在十字架上殉难的,所以行星“大十字”标志着 人类的毁灭。《科技日报》的文章用许多天文学的 科学知识和十分精确的数字,驳斥了五岛勉荒唐可 笑的牵强附会,并且指出,科学的预测(“假设”) 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根据已知的客观事实所呈现 的规律和趋势,经过理性思维和科学论证而推知的 。至于唯心主义的预言必然导致荒诞的结论。(戴 知贤书P:137-139) 例二:近年来,史学界曾对宋代官员俸禄水平的评价 ,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宋王 朝采取“益俸”政策,当时的官员俸禄都很高,“在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员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 ”,并多以清代史家赵翼《宋制禄之厚》条中所述 宋代官员俸禄“给赐过优”,可谓“恩逮于百官者惟 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作为重要佐 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代“官吏的待遇并不优 厚,在官吏中鲜有不穷窘者”,当时,“大多数官员 的所得俸禄低于实际支出”,并以宋代史家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中引述宋太祖所讲的“吏员 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 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等语作为基本论据 。 究竟哪一个观点正确,或者两个都不正确呢?一位 学者认真研究了两种观点的论据和论证方法,发 现了问题:认为宋代官员俸禄水平低者,多以北 宋初有关官员俸禄的史料,尤其是以那些在某种 特定情况下,感叹自己俸禄低廉,有失体面,或 生活确有一定困难的官员之所述作为立论依据。 相反,认为宋代官员俸禄水平高者,又多以北宋 中期不断“益俸”以后元丰时期规定的官员俸禄数 额,尤其是以当时待遇优厚的中级以上官员所享 有的较高俸禄数量作为立论的根据。由此可知, 双方在具体时间性的界定和所指对象的层次上, 缺乏同一性,其结论自然有别。 而且,这位学者还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论证的 方法也存在问题。他认为,衡量一个时期 官员俸禄的高低,如果按照不同的标准和 价值体系作比较,结论肯定不一,评价自 然也有差别。若仅根据宋代俸禄制度中确 定的某一时期的俸禄数量对整个宋代官员 的俸禄水平作简单的判断,显然是不科学 的。若仅根据当时个别官员生活奢侈,富 裕或节俭,则更是欠客观与公正的。实际 上,宋代官员俸禄的多少,是一个动态性 的复合变量。 仅从当时俸禄制度规定的发放数量来看,从宋初至宋末, 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且大多时候都较高;若按折米比 较,则有少数时候低于盛唐官员的俸禄水平。从实际 含金量或购买力来看,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则随社会 的治乱与物价的涨落而有所变化,呈现出时高时低的 特点,不可一概而论。这是因为,官员的俸禄水平, 不仅随官吏等级、官品大小有高下之分,而且俸禄的 发放,在较长时期中,即使按《禄令》所载数量,官 品相同,所定俸禄待遇无别,实际收入也因官员是否 担任实职、俸禄发放的是实物或货币以及购买力的大 小变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新 方法:就是在衡量、评价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时,拟 根据宋代各个时期俸禄数量的变化与物价指数的涨落 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生活状况等,作一些具体的定 量的比较分析,力求得出较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结 论。 由于作者采取了新的方法来研究,得出的总结论是 :从总体上看,其官员的俸禄水平大致处于中国 历朝的中上等水平,不同时期官员的俸禄水平存 在一定的差异,但不论是哪一时期,绝大多数依 靠俸禄为生的官员在整个社会中,都是处于相对 富裕地位的阶层。(张全明《也论宋代官员的俸 禄》,《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上述作者所使用的论证方法显然比较科学,所得出 的结论也很有说服力,他虽然不是批驳所提的两 种观点,但实际上是指出了他们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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